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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ct設備 中西醫結合醫院的設備

發布者:亞銳發布時間:2024-06-22訪問量:44

大家好,關于西醫ct設備很多朋友都還不太明白,今天小編就來為大家分享關于中西醫結合醫院的設備的知識,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

本文目錄

  1. 德陽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醫院設備
  2. 中西醫結合醫院的設備
  3. 西醫的發展歷史

一、德陽市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醫院設備

醫院現有螺旋CT、DR、數字胃腸機、彩超、彩色經顱多普勒、電子胃鏡、電子腸鏡、電子支氣管鏡、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麻醉呼吸機、動態心電圖、腦電圖等一大批先進設備,擁有固定資產近3000萬元。能開展腹腔鏡手術和骨傷科、胸外、腦外、泌尿外科,婦產科、五官科各種手術并應用中西醫參與到手術前后治療。內科采用中西醫結合手段診治各種疑難雜癥、多臟器衰竭。

二、中西醫結合醫院的設備

醫院堅持以滿足人民群眾優質、高效、方便的醫療服務需求為目的,加強硬件建設,努力創造醫院發展的新優勢。門、急診大樓設施先進、寬敞明亮;病房大樓以賓館化為模式,裝修考究、舒適方便。設施一流的臨床實驗研究中心(內含現代化研究十個實驗室),構筑了多學科研究科研平臺。與之配套的供暖供熱中心、配電中心設備一流安全可靠。全院擁有計算機200余臺,門診、病房、行政管理,全面實行現代化的計算機聯網管理,建成院內局域網,和以醫生工作站為核心的以經濟核算和電子病例兩條主線面向臨床的醫院信息系統,同時在全院還實施了全方位的電視影像監控,基本上實現了醫院的智能化和數字化管理。

醫院還擁有多參數中央心電監護儀、德國貝郎血液透析機、東芝PV6000全數字化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全身CT、全自動生化儀、生物芯片檢測儀、腹腔鏡、電子胃鏡、電子腸鏡、膀胱鏡等先進診療設備;同時病房設有血液透析中心、檢驗中心、中心供氧、CCU中心監護系統,為廣大患者的治療和檢查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保證。

三、西醫的發展歷史

Ⅰ、近代西方醫學發展概述

文藝復興以后,西方醫學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1543年,維薩里發表《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這既表明一門古老的學科在新的水平上復活,又標志著醫學新征途的開始。

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其標志是哈維發現血液循環。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癥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為研究疾病的生物學原因開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種的發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學的一些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微爾嘯(Virchow)倡導細胞病理學,將疾病的原因解釋為細胞形式和構造的改變。細胞病理學確認了疾病的微細物質基礎,充實和發展了形態病理學,開辟了病理學的新階段。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證明發酵及傳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國人科赫(Koch R.)發現霍亂弧菌、結核桿菌及炭疽桿菌等,并改進了培養細菌的方法和細菌染色方法,大多數主要致病菌在此時期內先后發現。巴斯德還用減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進行疫苗的研究,從而創立經典免疫學,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國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統闡述了吞筮現象及某些傳染病的免疫現象。

在臨床醫學上,19世紀診斷學有了很大的進步,叩診法在臨床上推廣應用;雷奈克(Laennec R.)發明聽診器;許多臨床診斷輔助手段,如血壓測量、體溫測量、體腔鏡檢查都是在19世紀開始應用的。19世紀中葉以后,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對外科學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此外科學開始迅速發展。19世紀末期,體腔外科普遍發達,這樣許多臨床專業(如婦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進行內科處置外,外科方法也獲得重要地位。藥物學方面,19世紀初期,一些植物藥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來。到19世紀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種藥物的合成精制不斷得到發展。

19世紀,預防醫學和保障健康的醫學對策已逐漸成為立法和行政的問題。勞動衛生學、營養和食品衛生學、學校衛生學相繼產生。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初,衛生學中又劃分出社會衛生學,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況,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與它們斗爭的方法。此外,英國南丁格爾(Nightingale F.)1860年創立護士學校,傳播其護理學思想,提高護理地位,使護理學成為一門科學。

Ⅱ、西方醫學的再次傳入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把基督教帶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近代科學和醫藥學。由于當時主要傳人的只是淺顯的解剖生理知識,而且西醫在臨床治療技術上并不優于中醫,故影響不大。西醫開始對中國醫學發生影響是在19世紀初,牛痘接種法以及西醫外科和眼科治療技術的傳入,隨著西醫傳入的擴大,近代西醫學的成就相繼引入中國,從而為西醫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性質。鴉片戰爭后,教會醫院由沿海進入整個內地,幾十年間教會醫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為和教堂一樣引人注目的教會標志。

廣州是近代中國最早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前沿,也是西方醫學最早輸入和最先繁榮的城市。早在1835年廣州就有了傳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醫院,1838年“中國醫學傳教協會”在廣州組成。鴉片戰爭后,1842年11月伯駕從美國回到廣州于舊址重開醫院,在1845年以前,教會醫院的外科切割手術都是在無麻醉下進行。1846年伯駕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醫院第一次試用,使醫院在實施外科手術上有重大進步。同年10月,伯駕又從波士頓買到杰克遜(Jackson CT.)醫師研制的麻醉儀和一批乙醚,隨同附來的一封信介紹有使用這種儀器和藥物的方法。這種儀器的安全性顯然更好。時隔兩年伯駕很快又引進氯仿麻藥,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對一例膀胱結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結果十分成功。麻醉藥引入教會醫院,使教會醫生外科手術的選擇范圍大大擴展。以伯駕為代表的教會醫生在引進麻醉劑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國醫生摩頓(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國1846年12月,倫敦外科醫生也開始應用乙醚于外科手術,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醫生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術。這兩種麻醉藥為西醫外科發生根本性變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會醫生和他們本國教會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使他們能即時地輸入一些新技術,為教會醫院在中國的發展保持技術優勢。1842年后廣州教會醫院的治療范圍逐漸擴大,眼病雖然是醫院的治療重點,但是疾病的種類已涉及到內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術包括腫瘤、膀胱結石、乳腺疾病、壞死性骨骼切除等。

廣州眼科醫局是當時規模最大、影響也最大的教會醫院,除此之外還有幾個小診所。例如,1848年美國公理會鮑爾(Ball D.)醫生在城內公理會教堂里開有一個診所,1851年美國長老會醫生哈珀(Happer AP.)在廣州開辦惠濟診所。

五個口岸的教會醫院的根本宗旨當然是為了傳教,但同時它還發揮著另外一個作用,即給口岸上的外國商人、僑民和駐軍服務。譬如寧波舟山教會診所為駐扎舟山的英軍提供大量藥品。上海倫敦會醫院開創之初的主要經費都是向上海的英國僑民募捐的。

英國傳教士洛克哈特開創了在上海建立教會醫院的歷史。他看到了上海作為華東沿海一個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診所工作轉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醫院報告中說,他的醫院一年時間治療的病人達一萬余人次,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蘇州、松江等附近城鎮的患者。鑒于這種有利的形勢,1846年起他又計劃建立更大的醫院和購買更多的設備。1849年上海醫院開始用氯仿進行外科手術。

在上海從事醫藥事業的教會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會和法國天主教會。1847年美國浸信會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來上海開診所。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辦診所持續了5年,1854年由凱利醫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國圣公會的菲什(Fish MW.)醫師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會教堂附近設有一個診所直到1858年。法國天主教會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開診所,神父勒麥特里(lemaitre)和法國兩名外科醫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這個天主教診所負責醫務工作,診所維持到1867年。

寧波、廈門、福州三個同時新辟的口岸,傳教士當然不會放棄。這三個口岸醫藥傳教的情形與上海、廣州沒有根本區別,不過規模較小。1843年11月浸禮會的麥高恩(Macgowan DJ.)就在寧波城內商業區利用一個中國商人提供的房屋辦起診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國長老會的麥卡特夫婦(McCartee DB.)到寧波傳教,在住宅里看病,他們在這里收養中國女孩金韻梅并給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國紐約學習醫學,學成回國后一直為教會作醫療工作,是中國第一個在國外留學醫科的女醫生。1841年廈門被英軍占領。1842年6月,英國傳教士卡明(Cumming WH.)醫生在靠近廈門的鼓浪嶼開辦診所,1843年11月,美國長老會赫伯恩(Hepburn JC.)也來到鼓浪嶼在卡明的診所工作。但是,根據教會的指示,他們很快從鼓浪嶼轉到廈門市區內。1848年倫敦會醫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廈門開始醫藥傳教工作。1850年美國長老會揚(Young JH.)醫生到廈門開辦診所。1853年赫希伯爾格(Hirschberg HJ.)從香港來到廈門接替揚,直到1858年。福州教會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會懷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開診所,1851年威爾納(Wiley)來繼續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國。1850年英國圣公會的韋爾頓到福州,在一個佛教廟宇辦診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變成英國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國駐軍和外國商人,當內地發生戰爭時大部分傳教士和僑民便選擇香港作暫棲地,這個狹小的港島成為出入中國的重要門戶。港島因此變得擁擠,加之氣候炎熱和潮濕,經常流行瘧疾、痢疾和黃疸病。病人不僅有原島上的中國居民,還有英軍士兵。英軍艦船上的軍醫院無法適應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療需要,軍醫院從船上搬到島上。1843年軍醫院全部遷入港島上一幢新建的樓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衛生和清潔委員會,1844年3月,香港頒布“維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潔”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國內外科學會”,由英國海軍醫生塔克(Tocker A.)任會長,合信(Hobsen B.)任秘書,成員共7人。學會下面設一所圖書館,他們和內地教會醫生有密切的關系,定期召開醫學討論會,與內地醫生共同研究中國常見的流行病和中國植物藥物等問題。由塔克代表該醫學會提議在香港建立一所教會醫院和醫學校,教會醫院計劃很快得到實現,但關于香港醫學校的計劃后來因為經費來源出現了困難和香港內外科醫學會的悄灰解體沒有得到實施。

在學會直接組織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個教會醫院落成。醫院的主要工作除門診部外還有可以容納40多人的病房。實際醫療工作是合信和另一個醫生承擔,同時經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國醫生幫助,1848年初,倫敦會派赫希伯格來香港負責醫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國九龍增加一個診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轉到廈門。合信培養的兩名中國青年參與眼科病的治療和手術工作。合信對醫學教育抱有濃厚的興趣,1844年他向香港內外科學會建議盡快發展香港醫學教育。他認為,可以首先組成一個6到10人的醫學班,前期講授物理、化學、生物學等課程,然后在醫院實習臨床科目和解剖示范。醫學會雖然批準了他的計劃,但在三年后,1847年當合信再次從英國回到香港時,他帶來的在國內籌集的經費遠遠不夠用于建立一個學校,加之香港醫學會的解散,合信設想建立香港醫學校的愿望最終沒有實現。(后來香港出現的醫學校與合信無關)但是,1850年,合信卻在廣州發表出版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合信希望這本醫學著作成為向中國人講授西方醫學有益的教材。《全體新論》有過幾次再版重印,一度成為為數不多的幾本中文標準醫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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